“那边那个村”与一个高中辍学生的缘起

“我不去！”

听到叔叔所说的教书地点，1986年8月的某一天，当时19岁的农加贵不需要任何思考，仨字斩钉截铁脱口而出。

叔叔所说的地点是“那边那个村。”

“那个村”孩子渐多，也逐渐长大，到了该入学的年级，外村学校不收，自己村办学又没有人敢来当老师，村民很着急。

由于好喝酒的缘故，农加贵在距“那个村”几公里以外的下坝村小学教书的叔叔与一个俗称“医院”，实际是皮肤病防治站的几个“医生”发生了联系。

“我叔叔好喝酒，当时买酒很难，但‘医院’因为防治疾病的缘故酒很多，于是我叔叔和他们相处得很好。”农加贵回忆说，“‘那边那个村’先请了一个老师，样样条件谈好了，结果临来的那天人家变卦不来了。叔叔的‘医院’朋友委托他找老师，他就想到了因为负担不起生活费用，刚从高二辍学回家的我。”

“叔叔后来说，不是他非要叫我去‘那边那个村’，而是因为其他小学不需要人了，只有‘那边那个村’因为大家害怕不敢去，才需要我去。”

叔叔介绍农加贵去当民办小学老师，教学地点在当时既有名又无名。

“无名”是说，这个村庄就没有个名字；“有名”是说，只要提到“那边那个村”，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村。在农加贵印象中，“当时谁家小孩不听话老哭，大人就说：‘再哭就送你到那边那个村！’小孩就不敢哭了。”

“那边那个村”其实也有学名，叫做“广南县新生疗养院”，听上去似乎春意盎然，但实则是一个1957年设立，集中收容麻风病人的新建村，当时有56户180多人，其中，麻风病患者有80余人。

村子设在一个四周都是青葱大山，大山之下有一条清澈溪水的山谷里，颇有远离尘寰的意味。农加贵认为，在村子的选址上，“隔离”和“阻断”的意思非常明显，“有个目的——怕病人跑出去。”

在距村庄约3公里多的谷口，建了一个学名叫“皮防站”，俗称“医院”的简陋所在。现而今，几间土墼垒成的平房早已湮没在丛生的杂草中。

农加贵说，“‘医院’有三个‘医生’，他们的任务就是给村民发药，然后就是阻止村民外出。”

当时的人，叫不出“新生疗养院”这么文绉绉又拗口的名头，而这个广南县唯一麻风病人的集中村又没个俗名，于是就叫“那边那个村”，久而久之，相习成俗，人们就这样称呼它了。所有人都知道，“那边那个村”与流脓流血、瞎眼、嘴歪、断肢、跪着走路等可怕病状有关。

于是，“那边那个村”成了令人胆颤心惊的符号所在。

对于去这样一个地方当民办老师，农加贵坚决表示“不去”，父母也不同意他去。眼瞅着农加贵决心已定，叔叔又再次低声下气恳求他到山谷口那个“医院”去看看。

“医院”有三个“医生”，一个叫农炳康，以前当过工人，后来被送去培训过医疗知识，算是“医院”的负责人和最有学问的人。一个叫王建知，以前常在乡村集市卖草药，算是一个懂医懂药的人，“卫生局叫他来‘医院’，弄些草药用酒泡了给村民吃。”还有一位叫防明礼，虽然也穿白大褂，但实际上是搞管理的。

农加贵后来对他们三位的基本看法是：“既不懂医，也不懂麻风病。”

他们穿着白大褂、头戴白帽子、脚穿长筒靴、口鼻蒙口罩、双手戴手套，从头到脚全副武装，平常不进“那边那个村”，甚至也不和村民直接接触，“他们总是把药放在‘医院’的窗台上，村民自己来取走。”

“农民给他的零碎钱，用高压锅消毒”

农炳康在动员说服农加贵来当麻风病村学校老师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紧要的角色。

“他反反复复给我做工作，叫我别怕，我说我还是怕。农炳康就告诉我，酒精可以消毒，叫我上课之前先用酒精擦手，如果心里还怕，就用酒精兑点水喝到肚里去，就没事了。”

“我后来才知道，他也不懂麻风病是怎么回事，擦酒精喝酒精防病简直可笑。”

逐渐减弱对麻风病恐惧心理的，当然不是酒精，而是农炳康做出的承诺——

学校办在“医院”里，农加贵吃住和“医生”在一起，不需要和村民接触，学生每天步行三公里多从家里来“医院”上学。

于是，农加贵接下了这个当时每月只有19元工资的“高危”活儿。

1986年9月1日开学，第一批学生来了12人，大的有12岁，小的有五六岁。

学生家长中不少人患有麻风病，当时既没有体检程序，加上感染麻风病的潜伏期长达三至五年，因此，学生是否感染了麻风病也不好说。不知道结局的农加贵稀里糊涂地当上了老师。

第一次上课前，农加贵战战兢兢，按照农炳康所教授的“秘方”，用酒精擦手，也喝了点兑水的酒精，给自己壮胆，走到教室门口，伸头看了看坐在里面的孩子，并没有看到有人有麻风病状，才按住忐忑的心，走进了教室。

“心里还是怕，”农加贵说，“说不怕是假话。”

但恐惧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散去，“最主要的是，我待了好几年，没有被传染上麻风病啊。”

另一个因素是，麻风村村民对他的“好”。

“农加贵除了能拿到19元民办教师补贴外，村民又自发集资，每月给他35元作为额外补助，”广南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农娟告诉记者，“这35元钱零碎得很，面值有元、有角、甚至有分，是村民用高压锅消毒后才让‘医生’转交给农加贵的。”

村民还划了半亩稻田种植水稻、1亩半山地种植玉米给他喂养鸡鸭改善生活，“田地全由村民帮助栽种收割。”

“来落松地村31年，我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

“我的第一批学生1992年小学毕业。”

那年参加考试的学生，最高的206分，最低135分，全部超过115分的录取线而升入初中。

体检合格后，所有学生顺利进入位于县城的初中部读书。

当地人把花生叫做“落松”，为了免于必然的歧视，一个村民想到了把孩子们所居住的村庄叫做“落松地”，从此“那边那个村”才叫“落松地村”，直至今日。

这所农加贵既是唯一教师，又是校长的学校，才正式有了“落松地小学”的名称。

也就在这一年，经过长达35年的隔离和治疗，象征着阻挡外人进入、阻止村民外出关卡的竹竿被撤除了，这意味着，“麻风村”逐渐成为历史，“落松地”迎来了自己的新生。

2001年，农加贵提出为了方便孩子读书，免于每天走一个来回六七公里山路，将学校迁回现址，这意味着与落松地村“零距离”。

1993年，农加贵的第一个孩子农庆刚出生了，“是个儿子，他的小学就在我这里和村民孩子一起读了5年，6年级才到城里去读的。”

2008年，现任广南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的黄座富出任中心学校校长，在例行的工作巡视中，他“发现”了农加贵，经过牵线介绍，农加贵在广南县教育口日益彰名，现任文山州委常委、宣传部长，时任广南县委书记的杨廷有先后三四次来到落松地村，见识到了农加贵的不凡，同时力促修成了长约4公里，从省际主干公路通往落松地村的水泥路。

2015年10月，经过农娟的协调，上海市浦东新区总工会决定给落松地小学5万元，建盖一个厨房，“厨房里的用具，如消毒柜、碗柜、冰箱等等厨具，我们县总给他配。”

“在这里31年，我一直在恐惧中度过，”农加贵说，“最早的恐惧是，我要是得了麻风病怎么办？接着是恐惧我的学生出去读书、就业被歧视怎么办？现在是恐惧没人敢到这里来当老师，我再过几年退休了，这个学校怎么办？”

农加贵记得，黄座富第一次来学校时，他盛情挽留黄校长留下吃饭，问他敢不敢在这里吃顿饭，“黄校长有所迟疑之后，说了一个字‘吃！’”4月12日中午，当他再次讲述这个细节后，也盛情挽留记者一行留下吃饭，眼里泛着复杂的神色，记者最后说：“那就吃吧！”

瞬间，农加贵笑得眼睛只剩下一条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