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的主要工作是在服务和联系群众过程中重建社会，而不是被依附和吸纳到行政体系中，导致村级组织悬浮于农村。

我国是一个有村落传统的国家，乡村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乡村本身具有非凡的文化和社会价值。如何在空心化的基础上重建社会，是一项紧要议题。

从治理结构看，农村空心化其实并不可怕。除了那些常住村庄的中老年人和留守儿童，毕竟还有“中坚农民”或是村庄里的种田大户，或是保险经纪人，或是农村超市老板，或是村医，他们有条件长期呆在农村，亦可满足留守人口的需求。

如果有意识地将“中坚农民”培养成村干部，他们就很容易成为党和政府与农民的桥梁，发挥联系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

事实上，农村人口外流并不可怕，年轻人少亦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在人口外流的情况下，重新编织熟人社会网络，增强村庄凝聚力，让村庄有集体行动能力？

这就需要在既有的人口结构下，做一些组织建设工作。我们在人口大量外流的湖北做了十多年的老年人协会试验。其基本做法便是，我们只为试验村庄提供老年人活动场所以及基本的维持运转经费。而一切活动都由在村的中年人或“年轻老人”构成的积极分子组织。

结果，不仅老年人自己组织起来了，实现了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连妇女也成立腰鼓队、广场舞队，村庄被激活起来了。事情虽小，却很适合农村实际。这说明，乡村振兴最重要的工作很可能是通过组织发育激活村庄的内生动力，让村庄有活力。只要有了这个社会基础，村庄建设就会水到渠成。

在这个意义上，乡村振兴的基本落脚点应该与农村人口结构相匹配，如吸引年轻人、外出乡贤、退养老人回乡。笔者在多地调研发现，一些地方动员和组织在外经商的“乡贤”回村担任村级组织带头人。这些具有“乡贤”身份的村干部，尽管能力不错，但却不驻村，无法全身心投入农村工作，且不理解普通村民的所思所想，村级治理的效果并不明显。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地方的组织部门有针对性地对那些在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临近退休的人员做工作，让这些人返村发挥余热担任村级组织带头人。因为这些人有工作能力，对村庄利益比较超脱，又能全身心投入农村工作中，效果相当好。

如果将社会建设视作乡村振兴的主要工作，那么，当前的乡村治理实践就有极大的改进空间。其核心是，村干部的主要工作是在服务和联系群众过程中重建社会，而不是被依附和吸纳到行政体系中，导致村级组织悬浮于农村。

这些年来，随着国家资源大量投入农村，村级组织及村干部的主要工作都投入到了争取项目、实施项目上去了，失去了与农民打交道的动力。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出于加强村干部联系群众的目的，要求村干部坐班，并极大提高了村干部尤其是主干的待遇。未曾预料的是，这反而加剧了村干部职业化和行政化的趋势，脱离群众的现象更为明显。

扭转这一趋势的最好做法是，加强村级党组织的基本保障建设，使之不用眼光向上也有服务群众的能力。

这几年，很多地方都为基层党组织提供了专门的党组织服务群众经费，这笔经费虽不多，却好用，只要服务群众的项目都允许，极大增强了基层党组织活力。

尤其值得赞赏的是，有些地方专门设计了普惠性的村级公共服务资金，这免除了村干部为竞争项目而花费时间精力，亦激活了村民自治，将重心花在和村民商量，如何更好地用好公服资金，更好地实现村庄长远发展。因此，无论是在日常治理中还是在重大任务实施过程中，依靠基层组织，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是所有工作的第一原则。